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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晓龙深情讲述《金婚》的故事
任何时候,只要提到中国的电视剧,郑晓龙都是一个绕不开的人物。作为北京电视艺术中心的主任,同时也作为一位著名导演,他策划或者执导的电视剧《渴望》、《编辑部故事》、《北京人在纽约》,都已经成为电视史上的经典作品。或者温暖、或者快乐地陪伴过每一位中国的电视观众,成为一代人抹不去的深刻记忆。
继亲自执导的电视剧《北京人在纽约》热播15年之后,郑晓龙又一次拿起了导筒,决心再打造一部能够真正感动和温暖观众心灵的电视剧。整个2006年的秋冬两季,他带着张国立和蒋雯丽这样一批国内目前最当红的一线演员,和一百多号人的庞大摄制组,在北京通州拉开架式,认真炮制一部国内首个编年体平民婚姻大戏《金婚》,对于为何要拍摄这部戏,这位中国电视剧领域的标志性人物有话要说。
“《金婚》里有我父母的影子,但不是我的家史”
记者:据说这戏是根据您父母的经历写出来的?
郑晓龙:这是起因。有一次我爸爸妈妈吵架。我爸爸打电话来说“晓龙,回来!”我就按时回去呗。我爸爸一听那声音就是挺不高兴的。回家一看,老俩口吵架呢。我就劝架。父母吵架有时他们自己解决不了,实在不行就找孩子来评理呗。我父母在吵架时经常容易讲历史,你过去如何如何。我一听天呐!这么多事儿呢。那天劝完架开着车回家的路上,我就想着他们这一生的事儿。这是05年,七八月份。
记者:准备做这部戏时跟您父母说了吗?
郑晓龙:没跟他们说,他们是在报纸上看到的。问我,我说是根据你们的事儿。我爸说,“是吗?你能根据我们什么啊?”我说不是根据你们,是由于你们的事儿产生的这个念头。实际上这是很多人的生活,里边有一点点他们的影子。比如说我们家五个孩子,上边三个姐姐,我是老四,下边还有一个弟弟,戏里边就四个。我妈妈生我那会儿不愿意要我,就打蓝球啊,喝酒啊,想把我给弄掉,因为部队那会儿不让做手术。生我那天,我爸爸下班后问我们家阿姨,我妈上哪去了。阿姨说,去生孩子啦。我就生在我们总后门诊部,走路七八分钟就到了。我爸爸赶紧去,一看我已经生了,我爸就过去对我妈嘘寒问暖的,也没理我。我妈妈认为我一定是女孩,人家说要生得一张桌子嘛,四个面。这些剧本里都写了。过了一会儿,听到我在旁边小床上“嗯”了一声。我妈说肯定是尿了,换个褯子吧。我爸爸过去一看,哟!是个男孩儿啊。我妈妈说,啊?真是个男孩啊?他们告诉我我还不信呢。完了就抱到我妈妈床边。从那天起就没离开过我妈妈的床,夏天是蚊帐,冬天是布帐,上边吊个大花篮。戏里也是这样。
记者:我们现在经常看到这种婚姻戏,您怎么想到用编年体?
郑晓龙:我觉得婚姻当中的问题特别多,就用编年体这种形式,尽量多地把问题都放在里边。既然叫《金婚》,就把婚姻的方方面面都展现出来。一点一滴地表现婚姻的过程。讲婚姻当中会遇到什么问题。比如性的问题,我们这里也有床戏。比如邻居之间怎么相处?跟老人怎么相处?用一年一年来把婚姻当中所产生的问题,都表现出来。否则在创作上就会没有一条主线来串。《金婚》用这种方式就“哗”一下全串起来了。有人把更年期搞成一个电视剧,比如王姬演的《更年期的幸福生活》,前段时间还有一个《中年计划》。但是婚姻不是只有一个片断。
我在想这事儿时也觉得挺难,我和李晓明一直有一个概念,越难的东西,别人都不做,或者别人想不到,你想到了并且突破了,就有可能出奇制胜。隔了一个多月后,我就召集中心的一些人开了个会。都觉得特别难。哟!这得需要多少事儿啊?我说有的是啊。可是想想,你要把这些事都串起来,还得戏剧化,这是非常难的。
说完了以后就放下了,这一放就放了一年多,但这事儿还在我脑子里。当然这当中我也找人念叨过,跟谁说谁都说好。大家就说找个编剧,就找了王宛平。她之前刚给我们写过《幸福像花儿一样》。我觉得她的语言不错,另外对生活的感受也有。当然这里边我们家里事儿比较多一些,因为从我这儿起头的。但很多生活细节都来自我们这些闲聊天的人。她写着写着就写不下去了,把自己掏空了的感觉。这个戏难就难在这儿。婚姻生活需要细节来表现。她说怎么办啊?我们说好办啊,开会啊,聊天啊。大家就聊。哎,她觉得又信心十足了。过一阵又来了,又没了。我们又接着聊,然后回去再写,没了再来。有个十几次吧。
记者:当时并没有一个具体的故事是吧?
郑晓龙:这对夫妻是什么样的,写大纲之前我们就聊过。就跟我们当初聊《渴望》、《编辑部的故事》一样。选两个什么样的人?那种特殊的,两个海外华人,或者两个领导,或者两个高级知识分子?
记者:离生活太远了。
郑晓龙:离大众的生活太远了。得跟老百姓的生活比较贴近,最后就确定了一个工人,慢慢当了车间主任,然后成了副厂长。他的身份一直是变化的。女的就是小学老师,有点小资,渴望浪漫的爱情。最后在婚姻生活中磨得成了一个宽容的老太太。生活的担子越来越重,特别是丈夫到了三线。
记者:可不可以说这是导演一部带有家史性质的电视剧?
郑晓龙:不能说。比如说国立演的那个佟志有精神出轨的事儿,我爸爸没有这事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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