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长征中党的几次重要会议与战略方针的演变

来源：《长征新探》　

作者：林蕴晖　肖牲　　

　　一九三三年秋，蒋介石在美、英、德、意等帝国主义的支持下，经过半年多的准备，调集了百万大军，二百架飞机，自任总司令，向各革命根据地发动了空前规模的第五次“围剿”，其中直接用于进攻中央根据地的兵力即达五十万人。鉴于前四次“围剿”失败的教训，蒋介石更加强调“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围剿”方针，在政治上进一步实行法西斯统治，在军事上采取持久战和堡垒主义的新战略，企图依托堡垒，逐步推进，压缩我根据地，最后寻求红军主力决战，以达到消灭红军和摧毁中央根据地的目的。

　　当时，党中央和红军的主要负责人博古，在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的支持下，无视敌强我弱的现实条件，摆出一付与敌人决战的架势，采取了“乞丐”与“龙王”比宝——与敌人拼消耗的错误战略，致使 中央红军虽经一年的浴血奋战，终究未能在根据地内粉碎敌人的“围剿”。于是，党中央和中央红军被迫不得不退出中央根据地，实行战略转移。中国革命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遭受失败以后，又一次处于危急关头，这次战略转移能否胜利实现、对于中国共产党、中国工农红军，以至整个中国的命运来说，都是生死攸关的。从一九三四年十月党中央率领中央红军撤离地跨赣、闽、粤三省的中央根据地，至一九三五年十月到达陕北根据地这第达一年的时间里，为摆脱前有堵截后有追兵的险境，保存党和红军主力，取得战略转移的胜利，党中央曾举行过一系列重要会议。其中主要的有：黎平会议、遵义会议、两河口会议、芦花会议、沙窝和毛儿盖会议、巴西和俄界会议、榜罗镇会议。这些会议，纠正了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在军事上的错误，同张国焘的分裂主义行为作了原则性的斗争，端正了红军战略转移的方向，确定了正确的战略方针。从而，使蒋介石消灭中国共产党的首脑机关和中央红军的企图最终破产，保证了中央红军这一伟大战略转移的胜利。这些会议，在中国革命的历史上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

　　一、黎平会议端正了红军战略转移的方向

　　（一）黎平会议之前

　　一九三四年十月，中央红军根据党中央的命令开始实行战略转移。博古和李德等的意图是，从南线突破粤军的封锁线，沿赣、粤、湘、桂边境到湘西去会合红二、六军团，然后放下行李实行反 攻，和二、六军团一起例行新的根据地。其具体部署是：将中央机关编成两个纵队，中央红军的几个主力军团围绕在中央纵队的前后左右进行护卫，力求对敌避战，迅速夺路西进。这种大搬家式的部署，就把中央红军的手脚完全束缚了起来。因此，从开始突围时起，就处于被动地位，到一九三四年十二月，冲破敌人第四道封锁线渡过湘江时，红军就从长征开始时的八万五千多人锐减到三万多人。

　　蒋介石在得悉中央红军主力有突围迹象后，即对红军的行动方向作了如下分析：（1）由赣南信丰入广东（2）从赣南经粤湘边入湘南（3）进入湘南后出鄂皖苏区再北进。（4）经湘西入黔、川，再北进。在这几个方案中，蒋介石心目中最害怕的是红军在湘南重建根据地，怕中央红军与贺龙部会合，将来在湘、鄂、川、黔建成一片苏区。(1)因此，当中央红军十一月十五日下宜章，通过粤汉路沿线敌和三道封锁线后，蒋介石于十七日下达《湘桂黔会剿计划大纲》的电令。蒋介石拟定的基本方针是：“防西窜之匪一部或其残部，如窜过湘漓水以西，应以不使该匪能长驱入黔，会合川菲及蔓延湘西，与贺萧合股之目的。围剿该菲于黎平、锦屏、黔阳以东，黔阳、武冈、宝庆以南、永州、桂林以西，龙胜、洪州以北地区以消灭之。”(2)并命令湘军、黔军、桂军从北、西、南三面加以堵截。

　　面对严重的敌情，博古、李德仍机械地株守前往湘西的计划。十二月三日，中革军委决定以一部兵力阴击追敌，主力立即脱离敌人，西进龙胜地区，企图打开西进道路，尔后继续北上湘西，同二、六军团会合。中央红军在龙胜山区经过艰苦行军，于十二月十一日占领了湖南的通道县城。这时，广西敌军在红军左后侧尾随，蒋军第一、第二两个兵团已进至城步、绥宁、靖县、黔阳、洪江等地筑堡堵击，中央红军如继续北上，将钻进敌人预先布置下的口袋。这不能不引起其他中央领导同志的极大忧虑。所以，“从湘桂黔交界处，毛主席、稼祥、洛甫（张闻天）即批评军事路线，一路开会争论”(3)。十二月十二日举行的通道会议，就是这场重大争论的开端。

　　通道会议，是临时决定举行的一次中央会议。参加会议的主要成员有：博古、周恩来、洛甫、毛泽东、王稼祥以及李德等。中心议题是，红军战略转移的前进方向问题。会上，毛泽东极力说服博古等主要领导人，放弃和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以免投入敌人布置好的罗网，提出了西入贵州创造新根据地的意见。毛泽东的正确建议得到了与会多数同志的支持，但博古、李德坚持同二、六军团会合的原有计划。会议没有对战略转移的大方向作出决定，于是，红军向黎平开进。

　　李德在《中国纪事》中说：“在到达黎平之前，我们举行了一次飞行会议，会上讨论了以后的作战方案。在谈到原煤来的计划时，我提请大家考虑：是否可以让那些在平行路线上追击我们的或向西面战略要地急赶的周部（敌周浑元部——引者注）和其他敌军超过我们，我们自己在他们背后转向北方，与二军团建立联系。我们依靠二军团的根据地，再加上贺龙和萧克的部队，就可以在广阔的区域向敌人进攻，并在湘黔川三省交界的三角地带创建一大片苏区。”“毛泽东又粗暴地拒绝了这个建议，坚持继续向西进军，进入贵州内地。这次他不仅得到洛甫和王稼祥的支持，而且还得到了当时就准备转向‘中央三人小组’(4)一边的周恩来的支持。”李德还攻击毛泽东：“他乘机会以谈话的方式第一次表达了他的想法，即应该放弃在长江以南同二军团一起建立苏区的意图，向四川进军，去和四军团（红四方面军——引者注）会师。”“我很费劲地听了这个谈话，好象过早地走开了。”（李德当时正患疟疾——引者注）“当我看到所发布的命令时，我才知道了最后决定的全部内容。我请周恩来给我讲一讲详细情况，他显得有些激动，虽然他往常总是很镇定自若的。他说，中央红军需要休整，很可能在贵州进行，因为那里敌人的兵力比较薄弱。博古认为，从贵州出发可以一直向北，在那里才真正有可能 遇到很小的抵抗。”(5)这段话既反映了四十年后李德继续坚持错误的顽固态度，又从另一侧面反映了通道会议的情况。

　　会后，中央军委于当日（十二日）十九时半下达了《我军明十三号继续西进的部署》。电令：“一军团之第二师及九军团应前进至新厂、崖鹰坡、溶洞地域，向靖县派出警戒，向白路口及黎平方向继续派出侦察部队。其第一师如今日已抵洪州司，则应相机进占黎平。”(6)同时仍企图寻机北上，和二、六军团会合。十三日，军委在《我军进入贵州动作的部署指示》中指出：“迅速脱离桂敌，西入贵州，寻求机动以便转入北上。”(7)十四日，军委给活动于常德一带的二、六军团的指示重申：“我西方军现已进入黔境，在继续西进中寻求机动，以便转入北上。”要求二、六军团“主力仍应继续向沅江上流（游）行动，以便相当调动或箝制黔阳、芷江、的敌人。如底（抵）辰州附近不便渡河，可改于保靖附近南渡，到泸溪、乾城、凤凰地域活动”，以策应中央红军北上。(8)十五日，红军突破黔敌第一道防线占领了黎平、老锦屏以后，军委十六日又命令一、九军团前出至柳霁地域，准备渡过清水江，然后北上，同前出至泸溪、乾城、凤凰地区的二、六军团会合。(9)这一切说明，红军战略转移的大方向问题不得不迅速召集中央政治局会议加以解决。

　　（二）黎平会议的重要决策

　　中央红军十二月十五日占领黎平，十六日，中央纵队进至黎平县城。“经过毛泽东同志的努力说服，许多同志改变了观点，同意了毛泽东同志的正确意见。”(10)于是，十八日，中央政治局在黎平举行会议。会议由周恩来主持，中心问题体制改革是红军战略转移的方向问题。会上，多数同志同李德进行了激烈的争论。会议采纳了毛泽东同志的建议，决定放弃与红二、六军团会师和建立湘西根据地的原定计划，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在川黔边建立新根据地的决议》。会议还决定在适当时候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以便审查黎平会议的决定和总结第五次反“围剿”以及长征以来军事指挥上的经验教训。(11)周恩来同志在一次讲话中谈到黎平会议的情况时说：“从老山界到黎平，在黎平争论尤其激烈。这时李德主张折入黔东。这也是非常错误的，是要陷入蒋介石的罗网。毛主席主张到川黔边建立根据地。我决定采取毛主席的意见，循二方面军原路西进渡乌江北上。李德因争论失败大怒。”(12)

　　会议通过的决议明确指出：“鉴于目前所形成的情况，政治局认为过去在湘西创立新的苏维埃根据地的决定在目前已经是不可能的并且是不适宜的。”为使中央红军在今后能与四方面军及二、六军团更密切的协同动作，为求得在政治、经济及群众等方面更有利于彻底粉碎五次“围剿”的条件、利于今后苏维埃运动及红军的发展，“政治局认为新的根据地应该是川黔边地区，在最初应以遵义为中心之地区，在不利条件下应该转移至遵义西北地区”(13)这是一个历史性的战略决策。它把几十万敌军甩在湘西，使红军争取了主动。

　　会后，中央军委为执行党中央新的战略方针，于当日(十八日)决定紧缩机关，充实战斗部队，下令撤销八军团，并入五军团，军委一、二纵队合并为军委纵队，由刘伯承任司令员，陈云任政治委员，叶剑英任副司令员。十九日，军委对中央红军备部行动作了新的部署，将一、九军团编为右纵队，三军团、军委纵队和五军团编为左纵队，分别由剑河、台拱向黔北遵义方向前进；同时电令二、六军团在常德地域积极活动，以便调动湘敌；电令四方面军重新准备进攻，箝制川敌，以策应中央红军的行动。二十日，中央红军即按照军委命令分两路西进，开始了长征以来具有决定意义的战略转移方向的转变。

　　十二月三十一日，军委纵队到达瓮安县的猴场，军委命令一军团第二师在一九三五年一月一日进至江界河渡河点附近，并侦明河对岸敌情；第一师进至袁家渡附近架桥，以准备强渡乌江，进入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地区。

　　为确定红军进入黔北地区以后的行动方针，中央政治局于一九三五年一月一日在猴场（草塘）举行会议，猴场会议重申了黎平会议的决定，提出了红军渡过乌江后新的行动方针。会议通过的《中央政治局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要求中央红军应立刻准备在川黔边广大地区内转入反攻，主要是和蒋介石的主力部队作战，消灭其一部，以彻底粉碎五次“围剿”，建立川黔边新苏区根据地首先建立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地区根据地，然后向川南发展，是目前最中心的任务，为此，必须尽量利用我们争取到的时间，使部队得到短期的休息，进行整顿和补充工作，并有计划有步骤地开展地方工作，争取广大群众到苏维埃的旗帜下，武装当地群众，扩大红军，搜集资料，建立政权，扩大我们的活动区。为把握住取得胜利的有利时机，使红军不失时机地求得在运动中各个击破敌人，中央政治局还决定：“关于作战方针，以及作战时间与地点的选择，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做报告。”(14)这是对五次反“围剿”以来博古、李德把持的军事指挥权在组织上作出的限制。从而，使黎平会议决议和猴场会议决定的贯彻执行获得了组织上的保证。

　　以上史实表明：通道会议、黎平会议、猴场会议的召开和作出的各英决策，从思想上、组织上为中央政治局（扩大）遵义会议的召开作了重要准备。陈云同志说：“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召集，是基于在湘南及通道的各种争论而由黎平政治局会议所决定的。”(15)周恩来同志说：“经过不断斗争，在遵义会议前夜，就排除了李德，不让李德指挥作战。这样就开好了遵义会议。”(16)基于各种条件均已成熟，党中央决定，由博古同志准备在即将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关于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周恩来同志准备作关于军事问题的副报告。(17)

　　二、遵义会议，伟大的历史转折

　　（一）遵义会议确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党中央正确领导

　　一九三五年一月二、三日，第一军团一师、二师分别从回龙场、江界河渡口周破黔敌王家烈部，强渡乌江成功。五日，中央军委电示野战军各部迅速进入指定地域进行休整补充，作好进入反攻战斗的准备，争取首先在黔北的发展。为此，军委命令野战军分三路前进：右路纵队，一军团（缺二师）及九军团在迅速取得湄潭后，一军团主力应向虾子场集中，必要时得协同二师攻取遵义，消灭黔敌；九军团留在湄潭牛场集中。中央纵队，以第二师及干部团主力担任攻占遵义，消灭黔敌：军委纵队进至团溪；五军团集中猪场，并以一部扼守袁家渡、江界河、孙家渡三个渡河点。左路纵队，三军团过乌江后，派出一个师进占镇南关，控制乌江北岸，主力集结尚嵇场地域，以一部守尚嵇场以南各渡河点。根据军委这一进军命令，七日，一军团第二师于零晨二时袭占遵义，黔敌侯子担由北门溃逃，退守娄山关一线。九日，我军乘胜一举直下娄山关、桐梓城。军委纵队于九日进驻遵义。

　　在各项准备工作就绪以后，十三日，党中央以恩来名义向随各军团行动的党中央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候补委员和各军团首长发出通知：“十五日开政治局会议，你们应于明十四日来遵义城。”(18)

　　十五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遵义旧城军阀柏辉章的公馆二层楼上举行，会期三天。参加会议的有中央政治局委员：博古、周恩来、毛泽东、朱德、张闻天、陈云；政治局候补委员：王稼祥、刘少奇、邓发、凯丰（即何克全）；总参谋长刘伯承，总政治部代主任李富春，一军团长林彪、政委聂荣臻，三军团长彭德怀、政委杨尚昆，五军团政委李卓然。邓小平以党中央秘书长身份参加会议。要德及翻译伍修权也列席了会议。

　　会议由博古同志主持。中心议题是：（一）决定和审查黎平会议所决定的暂时以黔北为中心建立苏区根据地问题；（二）检阅在反对五次“围剿”中与西征中军事指挥上的经验与教训。博古同志首先在会上作关于五次反“围剿”总结的主报告，周恩来同志作副报告。博古在报告中“中承认在苏区工作的政策上有个别的错误，在军事指导上，有个别政策的错误，不承认是路线的错误，不承认军事领导上的错误”。(19)博古的报告遭到与会大多数同志的反对，认为基本上是不正确的。

　　会上，毛泽东、王稼祥、张闻天、朱德、周恩来、刘伯承、李富春、聂荣臻、彭德怀先后发言，对博古和李德的错误进行了批评。大家认为：第一、五次反“围剿”的失败，敌人过于强大是个原因，但不是主要原因。因为，第一次反“围剿”敌兵十万我兵不足四万，是二点五比一；第二次反“围剿”敌兵二十万，我兵仍不足四万是六比一；第三次反“围剿”敌兵三十万，我兵三万多，是十比一；第四次反“围剿”敌兵三十余万，我兵四万多，是八比一；第五次反“围剿”敌兵五十万，我兵十万多，是五比一。另外，第五次反“围剿”时有十九路军在福建同蒋军作战，还有广东军阀陈济棠宣布自由行动，对蒋亦有威胁。敌人内部发生的这些矛盾，都靠近苏区，这是一至四次反“围剿”都不曾有的有利条件。第二、苏区的物质条件不能说不好，在“一切为了前线上的胜利”的口号下，从一九三三年五月到一九三四年九月，红军扩大来的新战士在十五万以上，红军财政和粮食等其他物资需要都基本解决了。第三、白区的反蒋运动和各苏区斗争配合不够密切是个原因，但仍不是主要原因，因为一至四次反“围剿”时，苏区也是被割裂的，苏区范围更小，瓦解白军工作也有一定的限度。

　　毛泽东同志的发言引起与会同志的注目，多数同志表示完全赞同毛泽东的分析：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是由于对敌我双方的力量作了脱离实际的估计，是由于对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不了解，造成的战略战术上的错误，其主要之点是：

　　第一、以堡垒，使敌人的堡垒主义持久战的战略战术达到了目的。

　　敌人采取堡垒主义是企图避免和我们打运动战，迫使我们进行阵地战，即避开红军的长处和他们自己的短处。粉碎堡垒主义的打法是运动战。在敌人方面说，到处筑堡必然分散兵力（一九三四年一月不完全的统计，敌堡垒二千九百多个），为了找我军作战，它不能总呆在碉堡内不出来，不向我前进，另外，敌人总还不能在全国到处筑碉堡来限制我们活动，因此，堡垒主义必然是敌人大大分兵，它终究还是要出来找我们打仗，就有在运动中挨打的可能。在我方面来说，就是在敌人堡垒线前后左右、四面八方打游击战，袭击它，扰乱它，牵制它，迷惑它，以配合红军作战。红军或在堡垒线内，待敌前进时在运动中消灭它，或转到堡垒线外广大无堡垒的地带活动，调动敌人，迫使敌人不得不出来和我们打运动战。五次反“围剿”时，运动战的机会是很多的，特别是十九路军在福建反对蒋介石，成立福建人民政府后，机会更多。

　　但是，博古、李德认为第五次反“围剿”不能打运动战，只能采取以堡垒对堡垒。这正中了敌人的计策。由于对敌人堡垒主义估计过高，对自己运动战估计不足，博古、李德提出所谓战术致胜论。即认为对付堡垒主义已不可能象一至四次反“围剿”时采用运动战那样，可以一次歼灭几个师团，只能依靠战术的胜利，靠不断的突击来消灭敌人一个连一个营，积少成多，变成战役的胜利，以逐步引起战略上有利于我的变化。这就是“短促突击”战术。在战争指挥上，不依靠正确的战略指导战役，并正确运用战术，而是靠战术致胜。这是军事领导、军事理论上的绝大错误。

　　第二、分兵把口。

　　敌人五次“围剿”的战略布置是分兵四路：东路将鼎文攻闽西(这是蒋介石在击败十九路以事变后建立的一路)。南路陈济棠攻赣南。西路柯键攻湘赣区。北路顾祝同是主要突击方向，以陈城、罗卓英主力向南打，另以薛岳、周浑元等三个纵队从东北、西北方向打，形成从三个方向上向苏区中心进攻的态势。

　　在这种情况下，力争取红军反“围剿”的胜利，绝不应在敌人的突击方向进行主力抗击，而应诱敌深入，用次要兵力吸引和箝制敌人，把红军主力隐藏集结，待机突击敌人要找红军主力决战，必使敌疲劳，红军的退却必使敌骄傲而轻敌懈怠，这就给我以突击的机会。

　　博古、李德提出要“御敌于国门之外”，搞全线突击，分兵把口，进行许多次拼命的战斗(丁毛山、三溪、平寮、广昌、高虎脑、万年亭等战役)，得不偿失。在敌人节节进逼下，又靠全线防御。许多指挥员曾对军委领导提出批评意见，提出军委战术不灵活，机械地实行短促突击，使我军无法大规模消灭敌人，反利于敌人依托工事用密集火力给我重伤，建议集中红军主力打运动战。但这些意见却未被军委采纳，从而失去了粉碎五次“围剿”的战机。

　　第三、不知在军事上利用十九路军事变，打击蒋介石，粉僻“围剿”。

　　一九三三年十一月，十九路军在福建组成革命政府后，红军曾同十九路军签订了停战协定，从政治上准动其反蒋，但在军事上却没有利用这个机会。当时，蒋介石调遣十多个师沿闽西苏区边界的光泽、邵武、顺昌之线南下进攻十九路军，对我暂取守势。对此，有同志建议集中红军几个军团的主力向赣东北突击，消灭正在运动中的敌人，既支援了十九路军，又有利于粉碎五次“围剿”但博古、李德认为这样做是冒险，拒绝了这个正确意见。相反，把三军团由福建西调至江西去攻打永丰等地敌人的堡垒。蒋介石在解决了十九路军之后，就在福建组成剿共东路军，以蒋鼎文为司令，对苏区造成包围之势。

　　第四、在战略转变与突围行动上，表现迟疑不决。

　　一九三四年四月的广昌战役，一、三、九军团与敌陈诚纵队硬拼了十八天（四月十一日至二十八日），红军主力受到极大损失，而敌各路纵队己迫近苏区中心。这时红军继续在内线作战已无胜利可能，本应毫不迟疑地转变战略方针，实行战略退却，以保持主力红军的有生力量，在广大无堡垒地区，寻求有利时机，转入反攻，粉碎“围剿”，创造新苏区，以保卫老苏区。

　　在这个重要关节上，博古、李德在《五、六、七三个月战略计划》上，却没有提出战略方针的转变问题。在《八、九、十三个月战略计划》上虽然提出了红军战略方针转变的问题。而且开始了退出苏区的直接准备、然而新计划依然强调“用一切力量继续捍卫中区来求得战役上大的胜利”，“发展游击战争，加强辅助方向的活动，来求得战略上情况的变更”，继续要求红军去拼命。而当根据地大部领土被敌占领，红军节节退却，开始实行战略转移时又毫无章法，使红军退出苏区的突围变成了一种搬家式的“逃跑行动”。由于博古、李德坚持只有到了湘西和二、六军团会合后放下背包才能打仗，并强调保存红军实力，不使延误时间，所以一路采取消极避战的战略，这就使自己处于被动挨打的地位。致使红军突破敌人的四道封锁线到达遵义时，部队经战斗的和非战斗的大量减员之后，只剩下三万多人。

　　与会同志认为，军事上的领导错误，博古、李德要负主要责任。博古同志没有完全彻底的承认自己的错误；凯丰同志表示不同意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等同志的意见，他甚至狂妄地对毛泽东说：“你懂得什么马列主义？你顶多是看了些《孙子兵法》！”(20)并对会议表示保留意见；李德则完全不同意对他的批评。

　　关于红军创造新根据地的方向，会议一致决定改变黎平会议以黔北为中心来创造苏区根据地的决议，根据刘伯承、聂荣臻的建议，作出了红军渡过长江在成者之西南或西北建立根据地的决定。

　　关于组织问题，会议最后作出了下列的决定：

　　（1）选举毛泽东同志为中央政治局常委：

　　（2）提定洛甫同志起草会议决议，委托政治局常委审查后，发到支部中去讨论；

　　（3）政治局常委中进行了适当的分工；

　　（4）取消“三人团”(21)，仍由最高军事指挥首长朱德、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委托周恩来同志为党内对于指挥军事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会议结束后，政治局常委分工，以毛泽东为周恩来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在由遵义出发到扎西（今威信）的行军途中，常委决定以洛甫代替博古负总的责任；随后又成立了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中央三人军事指挥小组。

　　这样，遵义会议就纠正了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上和组织上的错误，确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使党中央和中央红军得以在极其危急的情况下保存下来，并且在这以后能够战胜张国焘的分裂主义，胜利地完成长征，打开中国革命的新局面。这在党的历史上是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二）遵义会议后取得的重大胜利

　　遵义会议一结束，中央红军就根据中央政治局决定的方针，开始向四川进军。一月十九日，红军分三路从松坎、桐梓、遵义出发，向北挺进。二十日，中央军委发出的渡江作战计划指出：“我野战军目前基本方针，在由黔北地域经过川南，渡江后转入新的地域协同四方面军由四川西北方面实行总的反工入，而以二、六军团在川、黔、湘、鄂之交活动，来箝制四川东南会剿之敌，配合此反攻以粉碎敌人新的围攻，并争取四川赤化。”(22)二十九日，我军从元厚、土城地区西渡赤水河，进入川南古蔺、叙永地区，准备渡长江北上。

　　蒋介石为防止中央红军渡江入川同四方面军会合，于一月十九日下达了《川江南岸围剿计划》。企图以追剿军跟踪急追，压迫红军于川江南岸地区，与扼守川南行动部队及各要点之防堵部队，合剿而聚歼之。遂急电驻川参谋团贺国光及四川军阀刘湘组织“川南剿总”，派潘文华任总指挥，进驻泸州，集中二十一军可能抽集的兵力在赤水、古蔺、叙永地区布置堵击，封锁长江。又令滇军龙云派兵入黔追击封锁横江；令黔军王家烈部渡乌江尾追红军；急调上官云相部由豫鄂入川集结于川黔边之松坎；令薛岳以周浑元部渡乌江进至黔西、大定（今大方）侧击；控制主力吴奇伟部在贵阳作预备队。

　　中央红军进入川南地区以后，由于敌情发生了变化，即川军沿江布防，薛岳部和黔军尾追不放，滇军也企图对我拦截。于是，中央军委决定暂缓执行渡江计划，改向川滇边的扎西地区集中，在川、滇黔边境进行机动作战，争取创造新的根据地。二月七日，军委致电各军团首长称：根据目前情况，我野战军原定渡河计划已不可能实现，现党中央及军委决定我野战军应以川滇黔边境为发展地区，以战斗的胜利来开展局面，并争取由黔西向东的有利发展。九日，军委电令各军团向扎西附近集结。十日，中央在扎西召开营、科长以上干部会议，由张闻天同志作五次反“围剿”的总结和目前任务的报告。传达了遵义会议的精神，及目前红军的行动方针。为适应战斗的需要，充实各连队的战斗力，利于边疆作战，以便有力地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中央军委于同日下达了各军团缩编的命令，取消各军团现有师部的组织，编足各战斗团。十六日，党中央、中央军委发布告全体红色指战员书，号召全体指战员为消灭川、滇、黔、蒋诸敌，在云贵川区域内创造新的苏区根据地，必须坚决实行运动战的方针。党中央、中央军委指出：“为了有把握地求得胜利，我们必须寻求有利的时机与地区去消灭敌人，在不利的条件下，我们应该拒绝那种冒险的没有胜利把握的战斗。因此红军必须经常地转移作战地区，有时向东，有时向西，有时走大路，有时走小路，有时走老路，有时走新路，而唯一的目的是为了在有利条件下求得作战的胜利。”(23)

　　二月十九、二十日，我军在太平渡到二郎滩之间二渡赤水河。这时黔军有六个团布置在娄山关一线凭险据守，企图掩护遵义，以待薛岳的部队北援。中央军委决定打击前阻之敌。经过激烈交战，我一、三军团连克桐梓、娄山关、遵义，击溃了赶来增援的敌吴奇伟部，一直追到鸭溪以南乌江大渡口。这次战役共击溃和歼灭敌军两个师又八个团，俘敌三千人以上，缴枪一千以上(24)，是长征以来的第一个大胜仗。

　　为进一步加强对部队的领导，继续争取红军更大的机动，战胜强敌的围追堵截，中央军委于三月四日在遵义决定：“特设前敌司令部，委托朱德同志为前敌司令员，毛泽东同志为前敌政治委员。”(25)十二日，党中央又成立了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军事指挥小组。(26)为寻求新的机动，摆脱敌人的追堵，十三日，三人军事小组命令野战军迅速向西北方向开进，三渡赤水河。我军于十六日至十七日，在仁怀的茅台渡口三渡赤水向川南古蔺地区疾进。

　　蒋介石当时认为，红军战斗力仍未稍减，不可轻视；但贵州西北地区地瘠民穷，大军行动不仅米粮困难，就是柴草也不易得，红军徘徊于此绝地，乃系大政方针未定之表现。因此，决定继续采用碉堡战术，严密封锁，将红军围歼于黔北地区，于是电令薛岳各纵队尾追侧击，以修碉围攻的办法，步步向赤水包围；调李韫珩部由黔东开遵义，在该城周围修碉；调上官云相部在桐梓、遵义间修碉筑路；电告刘湘加强泸州上下一带江防，并在江南叙永、古蔺一线修碉封锁；电龙云两岸空虚，中央过去决定野战军转入川西创立苏维埃根据地的根本方针，现在已有实现的可能了。（乙）轩此政治局决定，我野战军应利用目前有利时机，争取迅速渡过金沙江，转入川西，消灭敌人，建立起苏区根据地。”(27)根据军委电令，中央红军迅速推进到金沙江边，于五月三日至九日，在绞平渡用了七天七夜的时间，顺利地渡过了金沙江。从此，我军彻底摆脱了几十万敌人围追堵截的被动局面，取得了长征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

　　中央红军从二占遵义到顺利渡过金沙江，这一毓胜利，充分显示了遵义会议的伟大功绩及其深远的历史意义。（三会理会议巩固了遵义会议的成果）

　　四渡赤水之役，我军声东击西，大踏步地机动作战，使敌人对我捉摸不透，便于我隐蔽企图，从而不断地调动敌人，使我军由被动变为主动，乃是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党中央和员在军委新领导的得意之作。这种打法，部队自然要多走一些路，要连续行军，连续作战，非常疲劳。如二占娄山关，我三军团为先敌占领制高点，不得不长途武装跑步前进，使部队体力消耗很大。部队虽然打了不少胜仗，但也不可能每仗必胜，军事上尽如人意事是没有的。为了隐蔽自己的意图和调动敌人，更重要的是为了甩掉敌人，就需要部队多走一点路。有时敌变我变，事后看起来很可能是多跑了一点冤枉路。这也难免，在这过程中，部队里反映出一种疲劳情绪，不少人因不理解运动战的战略意义，产生埋怨，这本来是难以避免也并不奇怪的事。但这种情绪在中央和红军领导层的某些同志中也有了反映，泛起了一股小小的风潮，即议论毛泽东的指挥不行，要求撤换领导，林彪就是起来带头倡议的一个。

　　林彪一直埋怨说，我们尽走：“弓背路”，应该走“弓弦”，走捷径。还说：“这样会把部队拖垮的，象他（指毛泽东——旨者注）这样领导指挥不行！？”红军渡过金沙江到过会理休整时，林彪忽然给彭德怀打电话，对彭德怀说：“现在的领导不成了，你出来指挥吧。再这样下去就要失败。我们服从你领导，你下命令，我们跟你走”林彪的要求被彭德怀同志回绝了。在场的聂荣臻同志当面批评了林彪，说：“你是什么地位？你怎么可以指定总司令，撤换统帅？我们的军队是党的军队，不是个人的军队，谁要造反，办不到！”(28)林彪不听，又写了一封信给中央三人小组，大意是，毛、朱、周随国主持大计，请彭德怀任前敌指挥，迅速北进与四方面军会合(29)裨上是要撤换毛泽东同志的领导。林彪要聂荣臻在信上签字，遭到聂荣臻同志的严词拒绝。最后，林彪单独签字上送了。

　　中央红军渡过金沙江后，在会理附近进行了休整。为了统一中央和红军领导层的思想，增强团结和对党中央的信赖，更好地完成和红四方面军会师，创造新苏区根据地的任务，中央政治局于五月十二日，在会理郊外一个叫铁厂的地方召开扩大会议。到会的除中央政治局委员外，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等以及李德参加了会议。张闻天同志在会上作了有关形势的报告，并作了自我批评。毛泽东同志总结了红军四渡赤水抢渡金沙江的胜利，阐明了运动战的正确战略思想。对林彪的所谓“走了弓背”的意见和他给中央三人小组要彭德怀任前敌指挥的信作了批评。毛泽东同志说：你是个娃娃，你懂得什么！？并说，林彪的信是彭德怀鼓动起来的（实际上林彪的信与彭德怀无关。此事，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时，林彪也作过申明(30)），这都是右倾情绪的反映。毛泽东同志提出：中央红军下一步的任务，是实现同红四方面军的会合。周恩来、王稼祥、朱德、博古等同志都发言赞同毛泽东同志的意见。大家一致认为，为了实现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创造新的根据地，必须维护遵义会议形成的党的正确的军事和政治领导的威信，反对不正确的抵触情绪。会理会议，对巩固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党中央的领导，加强党中央同红军高级干部间的团结，起了积极的作用。

　　三、两河口会议确定了一、四方面军共同北上建立川陕甘根据地的战略方针

　　会理会议后，中央红军组成以刘伯承为司令员、聂荣臻为政委的先遣队，经德昌、西昌，顺利通过大凉山彝族区，五月二十日到达泸沽，二十四日强渡大渡河，二十九日飞夺泸定桥，保证了党中央和红军主力胜利地渡过了天险大渡河，粉碎了蒋介石企图使红军成为石达开第二的梦想。在红军夺取泸定桥的当天晚上，中央政治局在泸定桥附近的一所房子里举行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张闻天、王稼祥、陈云等同志，着重讨论了红军北上的路线和恢复党在白区的工作问题。会议决定：一、红军向北走雪山一线，避开人烟稠密地区；二、派陈云同志去上海恢复白区党的组织，(31)随后，红军北连占领天全、芦山、宝兴地区。

　　六月八日，党中央和中央军致电中央红军，提出迅速北上，攻取懋功（今小金）、理番，开展与四方面军会合的新局面，号召中央红军指战员要尽一切努力，不顾一切困难去完成这一新的战略任务。随后，中央红军以坚韧不拔的毅力，翻越终年积雪、空气稀薄的夹金山，于六月十二日，先头部队到达懋功达维地区，与四方面军先头部队胜利会师。十六日，中央红军第一、三、五、九军团和军委纵队全部到达懋功地区。一、四方面军领导人互相致电，热烈庆贺两大主力红军的会师，并表示在党的统一指挥下，共同携手，争取工办维埃运动的更大胜利。这时，中央红军约二万人，四方面军约八万人。会师后，中央红军改称第一方面军。

　　在四方面军工作的中央代表张国焘，从会师一开始就同党中央在如何估量当时的政治形势问题上发生了分歧。党中央认为，两个方面军的会合为开展红军和革命发展的新局面，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证明中国革命形势依然存在，苏维埃运动继续发展着。张国焘却认为，当时革命形势低落了，“处在两个高潮中间”，“我们都是在退却”。于是就产生了张国焘同党中央在战略方针上的根本分歧。

　　六月十六日，中央军委致电四方面军，明确指出：“今后我一、四方面军总的方针应是占领陕甘川三省，建立三省苏维埃政权，并于适当时期，以一部组织远征军，占领新疆。”“目前计划则兄方全部及我野战军主力，均宜在岷江以东，对于即将到来的敌人新的大举进攻，给以坚决的打击，向着岷嘉两江之间发展”并强调指出：“坚决的巩固，茂县、北川、威州在我手中，并击破胡宗南之南进，是这一计划的枢纽。”(32)但是，张国焘、陈昌浩于十七日复电中央，不赞成占领陕甘川三省建立三省苏维埃政权的方针和目前两大主力红军向着岷嘉两江之间发展的计划，提出应首先集中主力，占领青海、新疆，还认为目前可“暂时利南进攻”(33)十八日，中央军委再次向四方面军提出，我军不利于西移或南下，“力攻平武、松潘，是此时主要一看”。我军如经阿坝草地入甘肃、青海，“将感绝大困难，甚至不可能”。(34)

　　由此可见，党中央的战略方针是：北上建立陕甘川根据地，目前应先夺取松潘，消灭胡宗南部，张国焘的战略方针是：西进向西康发展，企图建立川康政府，实现其所谓“川康计划”。

　　为了统一战略思想，党中央政治局于六月二十六日在懋功以北的两河口举行会议。参加会议的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有：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张闻天、张国焘、王稼祥、博古、刘少奇、凯丰、邓发，以及刘伯承、彭德怀、林彪、聂荣臻、林伯渠、李富春等十六人。

　　周恩来同志代表党中央和中央军委首先在会上作关于目前战略方针问题的报告，着重阐述了以下三个问题：

　　（一）关于目前战略方针。一、四方面军在会合以前都已离开了原有苏区需要建立新的根据地、四方面军决定西去懋功向西康，一方面军决定到岷江东岸，并派出支队到新疆，两个方面军的战略方针是不同的。至于在什么地区创建新根据地，首先要便利于我军作战，应力求具备下列三个条件：（1）地域宽大，好机动。松潘、理番、懋功地域虽大，但路狭，容易被敌人封锁，我不易反攻；（2）群众复印件好，汉族人口较多的地方。松潘、理番、懋功、温川、抚边等八个地工欠人口只有二十万，而且藏民占多数；（3）经济条件好，要比较宽裕。松潘、理番、懋功一带粮食缺少，牛羊有限，布皮不易解决，军事补充困难，在大摹和游牧地，既不习惯又不安全。因此，党中央决定在川陕甘建立新根据地，而且必须迅速前进。

　　（二）关于目前行动方针。目前一、四方面军的战略行动转移，如向南是不可能；向东过岷江也不可能，因岷江东岸有敌兵力一百三十个团，对我不利；向西北是广大摹。在这种情况下，党中央认为现只有一个转向到甘肃我应向岷山山脉以北背西，这地区道路多，人口多，山少，我可用运动战消灭敌人，以实现建立川陕甘革命根据地的战略方针。

　　（三）关于战略指挥。指挥问题的最高原则是：（1）应集中统一，集中军委；（2）使作战更有力量，须统为左、中、右三个纵队；（3）为克服粮食、气候、地形、少数民族区等各种困难，须加强政治工作。

　　在讨论周恩来的报告时，张国焘首先发言，他虽然勉强地接受了中央政治局决定的北上在甘肃南部建立根据地的战略方针，但对中央这一战略方针仍持半信半疑的态度。他一方面承认，一、四方面军在懋功会合后，消灭敌人当更有把握。但对具体战略方向，又含糊其词地说什么，如向南打成都是不成问题的，但蒋介石会增加军力；向东打地势受限制；向西可发展到青海，但要过草地，气候严寒，部队长途行军会有大的减员；而松潘北边情况还没有调查，所以，发展条件是甘南对我有利，但一定要打胡宗南，如胡敌来打可消灭他，如胡敌不来也不便多找去打。由于胡宗南部有二十个团兵力牵制我们，还有蒋介石的部队，我们去甘面还是立足不稳的，还是要移动地区，还是要减员，所以一定要消灭胡敌至少几个团兵力。至于怎样打，中央政治局和军委应迅速做出具体决定等等。这就充分暴露了张国焘害怕敌人的力量，特别是怕胡宗南，因而主张避开胡敌，向川康边方向发展的右倾思想。

　　彭德怀、林彪、博古、毛泽东、王稼祥、邓发、朱德、刘伯承、聂荣臻、凯丰、刘少奇、张闻天等一致同意周恩来的报告提出建立川陕甘根据地的战略方针。认为这是前进的唯一正确的战略方针。实现这一战略方针的关键是，应首先迅速攻打松潘，进占甘南，消灭敌人有生力量，建立革命根据地。并强调，两个方面军统一组织与指挥对实现战略方针的重要性与迫切性。

　　毛泽东同志发言强调指出，我们战争的性质是决战防御，不是跑，是进攻，创建根据地是依靠进攻的，我们必须要高度机动，集中主力，迅速打破胡宗南军向松潘前进，今天决定明天即须行动，力我叟六月突破，经松潘到决定的地区去。　　

　　博古同志发言还强调。必须有一定的地区作根据地。做出模范来影响全国，现在陕川甘首先在甘南，依靠群众进行游击战争，这能影响全国。

　　会议最后一致通过了周恩来同志的报告提出的战略方针，并责成张闻天同志起草一个中央政治局决定。

　　六月二十八日。中央政治局作出了《关于—、四方面军会合后战略方针的决定》。明确指出：“在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我们的战略方针是集中主力向北进攻。在运动战中大量消灭敌人、首先取得甘肃南部，以创造川陕甘苏区根据地。”“为了实现这一战略方针，在战役上必须首先集中主力消灭与打击胡宗南军，夺取松潘与控制铁路以北地区，使主力能够胜利的向甘南前进。”《决定》还尖锐地指出：“为了实现这一战略方针。必须坚决反对避免战争退却逃跑以及保守偷安停止不动的倾向，这些右倾机会主义的动摇是目前创造新苏区的斗争中的主要危险。”

　　两河口会议确定的北上建立以甘肃南部为中心的川陕甘革命根据他的战略方针，为两个方面军共同北上，进一步扩大苏维埃运动指明了正确的方向。

　　这时，胡宗南军在平武、松播地区结集二十七个团的兵力，伺机向我进攻。中央军委为贯彻执行两河口会议的战略方针，于二十九日制定了《松潘战役计划》，重申“以运动战消灭敌人的手段，北取甘南为根据地，以赤化川陕甘之目的。首先进行的战役，就是要迅速、机功、坚决的消灭松潘地区的胡敌。并控制松潘以北及东北各道路，以利北向作战和发展。”(35)同时，将一、四方面军分左、中、右三路开进，左路以林彪为司令员，聂荣臻为政委；中路以徐向前为司令员兼政委；右路以陈昌浩为司令员兼政委计划提出左、中、右三路军于七月七日至十三日，分别集中于箭步塘、上让口、芦花、红土坡这线，这是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第一次共同作战。

　　七月上旬，右路军之一军团从懋功北上，翻越几座大雪山，经芦花到达松潘附近的毛儿盖地区。由于四方面军统辖的中、右两路行动迟缓，中央军委决定一军团改入中路，作为攻打松潘的先头部队。

　　四、芦花会议促进了一、四方面军的相互了解和团结

　　张国焘在两河口会议上表示拥扩党中央关于在甘南建立根据地的北上方针，会后口头上也同意攻打松潘，但行动上却借口所谓“组织问题”没解决，按兵不动，故意延宕四方面军的行动。

　　七月初，张国焘回到杂谷脑后，召开四方面军干部会议，肆意歪曲中央路线，挑动一、四方面军的对立。此后，他又在四方面军中鼓动、纵容某些人向一方面军挑衅，以致发生抢粮、抢枪、打人、武装包围等极不政党的现象他还策动“川康省委”等部属，以向中央建议解决组织上统一指挥为名，伸手向党要权。四方面军政委陈昌浩致电红军总司令朱德，指名要由张国焘出任中央军委主席，他甚至提出，如不按他们的意见“集中军事领导”，便“无法顺利灭敌”。党中央理所当然地拒绝了这些无理要求。同时中央军委为了顾全大局，增进两大主力红军的团结，于七月十八日任命张国焘为红军总政治委员。这样，张国焘才开始调动四方面军的主力北上。

　　但是，由于张国焘的阻挠，使《松潘战役计划》规定的左、中、右三路军，于七月十三日前分别集中在第一步地点——箭步塘、让口、芦花、红土坡一线的计划，未能实现，使胡宗南军先于我集结松潘地区，造成我军攻打松潘的被动局面。在这种情况下，中央军委于二十日又制定了《松潘战役第二步计划》，指出：前一段由于我军未能高度迅速调动，及地理、气候、番民关系，致使先遣部队与后续部队相隔过远，各方面的配合亦尚未完全协调。

　　根据敌情变化，军委总部决定：我军在岷江沿岸的箝制支队，在茂州上游两岸的两个团兵力，应向归化、安顺关积极活动，以牵制和吸引胡敌及川敌；茂州下游至理番的两个团兵力，尽力扼守岷江西岸。

　　这时，迫切需要加强一、四方面军之间的了解、信任和团结，以便进一步统一两天主力红军的行动步伐。为此，中央政治局利用部署松潘战役第二步行动计划的间隙时机，于七月二十一日至二十二日在芦花举行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张国焘、陈昌浩、周恩来、朱德、张闻天、毛泽东、王稼祥、博古、凯丰、邓发、李富春、徐向前、刘伯承等十三人。会议的中心议题是总结四方面军从鄂豫皖根据地到川陕根据地的历史经验教训。

　　会议首先听取张国焘关于四方面军发展历史情况的报告。他全面汇报了四方面军从鄂豫皖根据地到川陕根据地的斗争情况。他承认由于对敌情的错误判断，导致部队在鄂豫皖根据地第四次反“围剿”中的较大伤亡。他说，四方面军在反敌人四次“围剿”中，是用尽力量与敌人战斗的，但由于红军在京汉铁路东西两侧均挡不住敌人的进攻，又由于没有动员广大群众进行反四次“围剿”，所以最后决定将主力向京汉铁路西边撤退，而离开鄂豫皖根据地。为的是保存兵力，继续作战。他还说，四方面军从鄂豫皖根据地到四川通（江）南（江）巴（中）建立根据地，“未伤原气”，总的战略战术一般是正确的，但也存在错误和缺点。

　　张国焘报告之后，徐向前同志和陈昌浩同志分别作了关于四方面军的补充报告。

　　会议对以上三个报告进行了讨论。邓发、朱德、凯丰、周恩来、张闻天、毛泽东、王稼祥、博古等先后在会上发言，他们对四方面军取得的成绩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主要是：正确执行了党中央的路线，使红军得以巩固与发展，其中有许多宝贵经验是值得一方面军学习的；坚决、积极、大胆地提拔工农干部，使红军得到迅速发展；坚决执行命令，遵守纪律，作战勇敢，富有战斗能力；克服了疲劳和各种困难，到通南巴建立了新的根据地，恢复了原气，使红军扩大了十倍以上。

　　在充分肯定四方面军成绩的同时，也严肃指出了四方面军存在的主要错误与不足：

　　（一）退出鄂豫皖根据地预先没有很好准备。大家认为，鄂豫皖根据地是在预先没有很好准备的情况下退出的，既没有充分动员群众，又有些轻视敌人，而且战略战术的配合不够。因此不能得出这样的结论：鄂豫皖的反四次“围剿”一定不能胜利，一定要退出苏区。

　　（二）放弃通南巴根据地是个严重错误。大家认为，中央苏区是不得已退出的，而通南巴是在打了胜仗的顺利条件下退出的。这违背了中央提出不应退出通南巴的正确主张。

　　（三）对根据地建设重视不够。人家认为、建立根据地是包括很多条件的，张国焘到通南巴以后，没有坚决迅速地建立起苏维埃政权，没有充分发展广大游击战争，没有深入开展土地革命和扩大地方武装。

　　（四）退出通南巴后缺乏明确的发展方向。大家认为，四方面军西渡嘉陵江后未能抓紧向川陕甘发展。同时，退出通南巴把所有的干部、游击队带来也是战略上的失策。

　　芦花会议全面总结了四方面军的历史经验，一、四方面军领导人在会上开诚布公地交换意见，对于增强两支部队的兄弟团结，统一部队组织与指挥，有着重要的意义。

　　会议期间，为加强前方作战的统一指挥，利于迅速北上，七月二十一日，中央军委决定组织前故总指挥部。以四方面军总指挥部兼前敌总指挥部，徐向前兼前敌总指挥，陈昌浩兼政委，叶剑英任参谋长，指挥前方—切作战部队。原一方面军之第一、三、五、九军团依次改为第一、三、五、三十二军；原四方面军之第四、九、三十、三十一、三十三军的番号依旧不变。同一天，中央联委还重新布置了一、四方面军主力向松播进攻的作战行动，共组成五个纵队和一个支队，实际上开始了两个方面军的混合编制，并依据当时部队所在的地理位置，形成了后来左右两路军的雏型。

　　五、沙窝和毛儿盖会议坚定了创建川陕甘根据地的决心，明确了向洮河以东发展的方向

　　（一）沙窝会议重申两河口会议的北上战略方针

　　为了坚持北上方针，从八月一日起，我军开始放弃原定的《松潘战役计划》。八月三日，红军总司令部又制定出《夏洮战役计划》，要求“攻占阿坝，迅速北进夏河流域，突击敌包围线之各侧背，向东压迫敌人，以期于洮河流域消火敌之主力，形成在甘南广大区域发展之局势”。

　　我军之所以放弃松潘战役改为执行夏洮战役，其主要原因是：(1)敌情的变化，敌胡宗南主力此时已集结松潘地区，薛岳部也进抵文县、平武与胡部策应，懋功、绥靖、茂县、威州先后为敌所占。各方敌人正紧缩对我军之包围线；(2)敌利用土司番丘有毛儿茸、包座、热当坝地区，阻我北进；（3）轮潘地区地瘠民贫。粮食给养困难；(4)张国焘到毛儿盖即动摇，推翻了松潘战役决定，

　　而主张主力走阿坝、另一部走班佑。由于张国焘的动摇与阻挠，延宕了部队北进的行动，使我军备纵队不能同时北进，失去了迅速攻打松潘的战机。

　　为执行《夏洮战役计划》。将主力部队分成左、右两路军：左路军含四方面军之九军、三十一军、三十三军和一方面军之五军、三十二军，由红军总司令朱德、总政委张国焘率领，自卓克进攻阿坝；有路军含一方面军之一军、三军和四方面军之四军、三十军，由前敌总指挥徐向前、政委陈昌浩率领，自毛儿盖攻班佑。党中央和中央军委跟随右路军行动。

　　为了推动张国焘执行北上方针，八月四日至六日，党中央政治局在毛儿盖以南的沙窝举行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张闻天、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张国焘、陈昌浩、刘伯承、博钟、凯丰、邓发、博古等十一人。会议有两项议程：一是讨论一、四力面军会合后的形势与任务；二是讨论组织问题。

　　张闻天同志首先在会上作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决议草案的报告。在讨论这一报告时，毛泽东同志首先发言，就决议草案作补充说明。他着重分析了西北地区的有利条件和困难条件，指出有利条件是：（1）西北地区的主要敌人是蒋介石，他用全部力量业对付我们，但总的看来他的统治是削弱了。（2）西北地区的特点于革命有利，主要表现：一是帝国主义和封建军势力统治最薄弱的地方；二是蒙、回、藏等少当选民族最集中的地方，他们的革命要求很强；三是靠近苏联，受苏联影响大，且能得到政治上 物质上的帮助。困难条件是：人口稀少，物资缺乏，少数民族和气候复杂等，但这些都是能够克服的。

　　接着，朱德、邓发、凯丰、张国焘、陈昌浩、刘伯承、周恩来、傅钟、博古等相继发言。与会大多数赞同张闻天同志的报告，并对决议草案的内容提出一些补充意见。认为，一、四方面军现在应加强相互间的了解与团结，消除隔阂与误会，溶成一片，把不正确的现象引到正确方面上去同时，张调提高党在红军中的威信的重要性，指出：红军与党是不能分开的，党的力量的削弱就是红军的削弱，党中央威信的提高就是啬红军的战斗力。会上一些同志的发言实际上不指名地批评了张国焘的错误。

　　张国焘在会上极力为其错误进行辩解，同时批评一方面军退出中央苏区是打掩护战，有失败情绪，部队疲劳，纪律松弛，减员很大。他强调一方面军的领导对这些错误不能估计太小，应好好总结经验教训。陈昌浩同志在发言时也为张国焘的错误辩护。认为决议草案对张国焘的批评有些是“误会”，并担保张国焘“没有反党的意思”。他还批评一方面军的主要危险是右倾，干部不负责任，应做专门决议对一方面军进行整顿。

　　张闻天同志廉洁第一工央议程的讨论作结论说，四方面军对一方面军的批评是好的，是帮助一方面军纠正缺点的。但也须注意可能发生不好的影响，因为过分的批评会妨害团吉的。

　　会议基本上通过了决议案，并责成政治局常委对决议案进行最后修改。

　　在讨论第二英议程关于组织问题时，张闻天同志代表中央政治局提出一个吸收四方面军干部参加中央工作的名单。张国焘在“坚决提拔工农干部”的幌子下，提出增加四方面军九人进政治局（当时中央政治局委员共八人），企图根本改变中央的成分，以枪多人多来威胁党。会议否决了张国焘的意见，决定增补陈昌浩、周纯全二人为政治局委员。会议还决定，一方面军成立单独的司令部，由周恩来担任一方面军司令员兼政委；由陈昌浩任总政治部主任，周纯全任副主任。

　　八月五日，沙窝会议通过的《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与任务的决议》，共分七个部分，其要点是：

　　1、指出一、四方面军的会合，“造成了中国苏维埃运动在西北开展极大胜利的前途”，证明“苏维埃革命并未低落，而是继续发展着”。

　　2、重申两河口会议决定的北上方针的正确性，强调指出，创造川陕甘根据地是一、四方面军面临的历史任务，它将“推动整个中国革命前进与发展”。为了巩固根据地，规定了深入农民土地斗争，建立工农苏维埃政权和群众武装，严厉镇压反革命等各项基本政策。

　　3、加强党在红军中的领导，强调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工农红军，就没有苏维埃革命运动”

　　4、强调加强一、四方面军团结的极端重要性，坚持一、四方面军的团结是完成创造川陕甘苏区历史任务的必要条件。

　　5、阐明在少数民族区的基本方针是，承认民族的自决权，帮助他们的民族独立与解放运动。

　　6、提出在部队中进行宣传鼓动、军事政治教育训练、严紧纪律、加紧阶级教育等当前十二项中心工作，以提高部队的战斗力。

　　7、要求开展反对“左”右倾错误的两条战线斗争，特别要坚决反对各种右倾机会主义的动摇。如“对于党中央所决定的战略方针表现怀疑”、“企图远离敌人避免战斗”、“对创造新根据地没有信心”、“对革命前途悲观失望”等等。

　　沙窝会议重申了两河口会议确定的北上战略方针，进一步明确了当时的形势与任务，对于加强两个方面军的统一领导与指挥，坚定创建川陕甘根据地的必胜信心，起了积极的作用。同时，党中央和张国焘的政治歧见，也开始公开暴露出来。

　　（二）毛儿盖会议明确了向洮河以东发展的行动方向

　　沙窝会议后，张国焘回到毛儿盖，召集四方面军军以上干部会议，非法审查中央路线，企图用枪杆子威胁党，公开进行分裂党和红军的罪恶活动。

　　为了执行夏洮战役计划，最初决定左路军向阿坝方向进展，右路军配合左路军。为此，八月十日，前敌总指挥部似定了《右路军行动计划》，要求右路军派两个团作为先遣力向班佑侦察前进，准备占领并控制班佑、撒路、包座地区，以掩扩右路军北上、同时向松潘之敌佯攻，以吸引敌胡宗南大部干松潘附近，以此来配合左路军北进。与此同时，右路军进燕尾服迅速，其先头部队已于八月九日进占大藏寺，准备集中兵力进攻阿坝。

　　但在八月上旬，敌情发生新的变化，南线之敌刘文辉、李抱冰等部加紧进犯我军，党坝、耿达桥相继失守，我军后方受到严重威胁。根据敌情变化和其他自然条件，中央改变了夏洮战役最初的行动计划，将重心由西转向东，即将主攻方向由阿坝移到班佑，将红军主力集中右路。八月十五日，党中央将这一决定电示张国焘，指出：“不论从地形、气候、敌情、粮食任何方面计算，均须即以主力从班佑向夏河急进。”“一、四方面军主力，均宜走右路。左路阿坝只出一部，掩护后方前进。”并指出：“目前应专力北向，万不宜抽兵回击抚边、理番之敌。”(36)党中央还要求将左路一方面军之五军、三十二军调到右路，以加强班佑方面兵力。

　　八月十九日，张国焘致电右路军前敌总指挥部，详细部署了左右路军的行动：一方面同意中央八月十五日新的行动计划，左路军向右路军靠拓，集结红军主力于右路；另一方面又强调攻取阿坝的重要性及左路阿坝比右路条件好。

　　为了进一步统一思想，八月二十日，党中央政治局在毛儿盖举行会议，着重讨论夏洮战役后的行动问题。参加会议的有：张闻天、毛泽东、博古、王稼祥、陈昌浩、凯丰、邓发、徐向前、李富春、聂荣臻、林彪、李先念等十二人。朱德和张国焘因当时正在查理寺指挥左路军攻阿坝，未能参加会议。周恩来因重病也未到会。

　　会议首先由毛泽东同志作关于夏洮战役后行动问题的报告。指出：我们到达夏洮地区以后，有两个行动方向：一向陕西，一向青海、新编、宁夏方向。报告认为，红军主力应向东向陕甘边界发展，不应向黄河以西。报告详细列举了向东发展的四点理由：(1)从敌情方面说。如我们向黄河以西，敌人则在黄河以东筑封锁线，把我们限在黄河以西地区。这个地区虽然大，但多是草地、沙漠，人口也很少，将会发生很大的困难。因此，我们要迅速攻破敌人追我向黄河以西的封锁计划，第一步占洮河。第二步占天水，第三步占平凉一带，向陕西发展，求得在运动中消灭敌人。(2)从地形方面说，由兰州至潼关一带地域广大，我们需要在广大的区域建立政权、创造后方。(3)从经济条件说，西北要比黄河以东差，同时气候寒冷，给养困难。(4)从民族条件说，黄河以西大部是回、蒙族，汉族很少，我们到西边去，只能扩大回民的人民革命军，而不能扩大红军本身。基于上述敌情、地形、经济、民族等条件，红军主力应向黄河以东，支队向黄河以西去破坏敌人的封锁计划。报告指出，夺取洮河流域的东岸，是夏洮战役的主要目的，目前洮河作战步骤，极大关系于将来的行动。我们应以洮河流域为基础建立陕甘革命根据地，这—区域、背靠草地，四川军阀很难来；西北靠黄河，便于作战；同时又可以黄河以西为退路。将来向东大大发展时，后方应移到甘肃东北与陕西交界的地区去。

　　陈昌浩、王稼祥、凯丰、林彪、博古、徐向前等先后发言，一致同意毛泽东的报告。在向东发展还是向西发展的问题上，与会者主张，应克服一切困难，以岷州为中心。坚决向东发展。认为向东向西、不是一个小的问题，而是根本的原则问题。向东是转入反攻、转入新的形势，向西是继续退却，不仅是军事上的退却，而且是政治上的退却。这个问题是关系于前途的关键。在右路军的行动问题上，与会者认为，要达到战略目的和战略计划，应以右路军为基准而决定左路军的行动，左路军一定向右路军靠拢、而不应以右路军靠拢左路军。因为从敌情、时间和地理条件来看，右路军配合左路军是很困难的事，右路军很需要集中最大力量前进，否则向岷州前进是困难的。但与会者也估计到左路军不来右路会合的这种可能性。

　　毛泽东作会议讨论结论时指出：向东向西是一个关键。如果不采取积极方针，将要被敌人迫向西。我们应坚决坚持向东发展，不应以一些困难而转移向西；认为左路军应向右路军靠拢，阿坝要迅速打一下，后续部队应不经阿坝向右路军靠，应把左路军看成为战略预备队。

　　会议员后决定由毛泽东起草一个决议，作为对两河口会议通过的《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战略方针的决定》的补充。

　　会议通过的《关于目前战略方针之补充决定》的主要内容是：

　　1、根据敌我情况，为实现六月二十八日关于目前战略方针的决定，要求主力部队迅速占取以岷州为中心之洮河东岸地区，并依据这个地区向东进攻、以便取得陕甘之广大地区，为中国苏维埃运动继续发展之有力支柱与根据地。

　　2、开辟甘陕地区，不论目的与将来之发展上，都是有利的，而且依据我们现有的力量，是完全能够实现的。

　　3、为着实现这个战略决定，当前的夏挑战役是一个有决定意义的关键。因此，应力争控制洮河，首先是洮河东岸地区，粉碎敌人兰州、松潘封锁线之计划。以处于有利的机动地位，而便利于继续战胜敌人。集结最大限度的主力于这个主要方向，坚决果敢与灵活机动地作战，是这个战役胜利之保证。机会主义之投降困难，走抵抗最小的道路，将不仅丧失这个战役之胜利，并使战略的实现成为不可能。　　

　　4、政治局认为，目前将主力部队西渡黄河，深入青、宁、新僻地，是不适当的，是极不利的。采取这种方针是错误的，是一个危险的退却方针。这个方针之政治来源是畏惧敌人，夸大敌人力量，失去对自己力量及胜利信心的右倾机会主义。　　

　　毛儿盖会议是两河口会议、沙窝会议的继续和发展。这次会议确定的以岷州洮河为中心向东发展的行动力针，是对两河口会议决定的补充，对于明确红军主力发展方向，克服张国焘的分裂主义危险，起了积极的作用。

　　六、俄界会议批判了张国焘的反党分裂活动，确定打通国际联系、创建新根据他的战略方针

　　(一)巴西会议党中央决定单独北上

　　毛儿盖会议后，右路军从毛儿盖向班佑北进。这次北进，以一军为先导(八月十九日开始出发)，中间是四军、三十军和前敌总指挥部；毛泽东、张闻天、博古等同志于二十二日随前敌总指挥部行动；三军殿后，于后三日跟进经过七天七夜的草地艰苦行军，一军于二十七日占领班佑，二十九日到达巴西、阿西。

　　在此期间，中央政治局于二十四日将毛儿盖会议决定电告张国焘，指出：（1）“我纵到甘南后，应迅速以主力出洮河东岸，占领岷州、天水间地区，打破敌人兰州、松潘封锁计划；并依据以岷州为中心之洮河地区，有计划有大胆的向东进攻，以便取得甘陕两省广大地区。为中国苏维埃运动的有力根据地。”（2）若不如此而以主力向洮河以西，“则我将处于地形上、经济上、居民条件上比较大不利之地位”。（3）“目前应令右路军全力迅速夺取哈达铺，控制西固、岷州间地段，并相机夺取泯州为第一要务。”（4）“左路军则迅速出墨洼、班佑，出洮河左岸，与右路军并肩东进。”(36)二十四日和三十一日，前敌总指挥徐向前和政委陈昌浩也致电左路军，力主两路主力合力出击洮河以东，进一步提出要左路军向右路军靠拢。并严肃指出：“主力合而后分，兵家大忌，前途所关”，“迟疑则误尽中国革命大事”(37)

　　但是，张国焘从两河口会议后，为贯彻其向西退却的方针，始终把注意力放在阿坝方向。八月二十一日，左路军九军和三十一军攻占阿坝，五军、三十三军跟进。张国焘指令“川康省委”，迅速在阿坝、查理寺一带布置工作，并留相当兵力巩固阿坝。

　　此时，敌胡宗南部增兵包座，阻止我军北进。我右路军发协包座战斗。三十军攻包座，四军一部夜袭求吉寺。包座之战从八月三十日下午至九月一日上午，经过两天激战，攻占了上下包座，毙俘敌二千余人，缴枪一千五百余支，敌师长伍诚仁受伤。包座之战为实现党中央北上战略方针创造了有利条件。

　　党中央和右路军在班佑、巴西地区，一面耐心等候左路军集中班佑，共同北进；一面抓紧时间进行一方面军的休整工作。

　　九月三日，张国焘借口噶曲河水涨，无法徒涉与架桥，以及粮食困难，反对左路军北上与右路军会合，认为：“茫茫草地，前进不能，坐待自毙。”(38)擅自将已进到墨洼附近的部队折回阿坝，并提出左右两路军同时南下回击松潘的主张。这样，张国焘就破坏了中央关于左右两路军集中班佑，共同向洮河流域以东发展的北进计划。

　　九月八日，张国焘竟电令徐向前、陈昌浩率右路军南下。事关重大，中央政治局为此在周恩来处召开非正式会议，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博古、王稼祥、徐向前、陈昌浩等七人参加。会议决定电令张国焘北上。九日，党中央致电张国焘，指出：“陈谈右路军南下电令，中央认为完全不适宜的。中央现恳切的指出，目前方针只有向北是出路，向南则敌情、地形、居民、给养都对我极端个利，将要使红军受空前未有之困难环境。中央认为：北上方针绝对不应改变。左路军应速即北上。”(39)

　　但是，张国焘毫无转机之意，拒不认命。九日，他向中央提出南下川康边之天全、芦山、丹巴、甘孜、道孚等地的分裂主义计划。问时，他还扬言：“要彻底对中央开展斗争。”(40)企图强制中央。

　　形势是异常紧张的。一方面有强敌胡宗南部在前面阻拦，另一方面党和红军又面临分裂的危险。党中央自身的安全也受到严重威胁。党中央为贯彻北上的战略方针，采取了应急措施：第一，九月十日，党中央令一军团向罗达、拉界前进，并决定右路军统归军委副主席周恩来指辉。第二，党中央立即于九月九日晚在巴西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当即从巴西出发脱离危险境地，率三军团及军委纵队、红军大学在阿西集合，继续北上。(41)第三，九月十日党中央向四方面军发出《为执行北上方针告同志书》，重申北上战略方针是唯一正确的，指出：“南下只能是挨冻挨饿，白白的牺牲生命，对革命没有一点利益，对于红军南下是没有出路的，南下是绝路。”于是，右路军中之一、四方面军的部队由于张国焘的阻挠在阿西分开了。

　　（二）俄界会议克服了张国焘搞分裂造成的危局，保证了北上方针的实现

　　十一日，中央率三军团到达俄界，与一军团会合。同一天，中央再次指令张国焘“立刻率右路军向班佑巴西开进，不得违误”。(41)

　　但是，张国焘不但抗违中央北上命令，反诬中央率一、三军团单独北上是逃跑。十二日，张国焘回电党中央，指责一、三军团执行中央北上路线是“无止境的逃跑”，“不拖死也会冻死”。(42)

　　为解决张国焘分裂党中央以及阴谋分裂红军所造成的危局，九月十二日，中央政治局在甘肃省俄界举行会议，讨论目前行动方针问题。参加会议的有：张闻天、博古、毛泽东、王稼祥、凯丰、刘少奇、邓发，以及蔡树藩、叶剑英、林伯渠、罗迈(李继汉)、杨尚昆、李德和一军团林彪、聂荣臻、朱瑞、罗瑞卿，三军团彭德怀、李富春、袁国平、张纯清等二十一人。会议第一次点名批评张国焘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

　　毛泽东首先报告关于目前行动方针，着重讲了三个问题：(1)中央坚持两河口会议确定的北上战略方针，以张国焘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反对中央这个方针。张国焘主张向南在政治上是没有出路的，中央不能把一、三军团也拉上这条绝路。由于张国焘的阻挠和破坏，一、四方面军不能共同北上。因此，一方面军主力之一、三军团应该单独北上。(2)毛儿盖会议决议是红军主力向黄河以东。现在由于情况变化，一、三军团的行动方针应有所改变，首先打到甘东北或陕北，经过游击战争，打到苏联边界去，打通国际联系，得到国际的帮助、整顿休养兵力，扩大队伍，创建根据地，再向东发展。从地形、敌情、居民等各方面条件看，实现这个新方针，无疑是可能的。（3）我们与张国焘的斗争，目前还是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作组织结论是必要的，但不一定马上就作，因为它关系到争取四方面军的广大干部，也关系到在左路军中一方面军两个军干部的安全。我们还要尽力争取四方面军北上。

　　邓发、李富春、罗迈、李德、王稼祥、彭德怀、聂荣臻、杨尚昆、林彪、博古、张闻天等相继发言，一致完全同意毛泽东同志的报告，谴责了张国焘的反党分裂活动。认为这一事件不是偶然的。是从两河口会议以前就开始的；张国焘对抗中央北上方针，其根源是惧怕敌人，给胡宗南吓怕了，企图跑到偏闲的地方去偷安，完全丧失了建立根据地和革命前途的信心；我们同张国焘的分歧，不仅是战略方针的分歧，而且是两条路线的分歧，即一条是党中央的正确路线，一条是张国焘的右倾军阀主义。与会者同意不马上对张国焘做组织结论，还要做各方面的争取工作。

　　毛泽东同志作会议结论时再次强调指出：我们同张国焘的斗争是两条路线的分歧，是布尔什维克主义与军阀主义倾向的斗争。张国焘是发展着的军阀主义倾向，将来可发展到叛变革命，这是党内空前未有的。

　　关于组织问题，会议决定如下：(1)将原有一、三军团缩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由彭德怀任司令员，毛泽东兼政治委员，林彪任副司令员，王稼祥任政治部主任，杨尚昆任政治部副主任。(2)成立“五人团”，作为全军最高领导核心，由彭德怀、林彪、毛泽东、王稼祥、周恩来组成。(3〕组成编制委员会，主任为李德，委员为叶剑英、邓发、蔡树藩、罗迈。

　　俄界会议正式作出《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决定》指出：“政治局同意已经采取的步骤及今后的战略方针。”并着重指出：

　　1、我们与张国焘的争论，“其实质是由于对目前政治形势与敌我力量对比估计上有着原则的分歧”。张国焘夸大敌人的力量，轻视自己的力量，丧失了创造新苏区的信心，主张向川康藏边界退却。“目前分裂红军的罪恶行为。公开违背党中央的指令，将红四方面军带到在战略上不利于红军发展的川康边境，只是张国焘同志的机会主义的最后完成”。

　　2、造成张国焘这种分裂红军的罪恶行为的，“除了对于目前形势的机会主义估计外，就是他的军阀主义的倾向”。

　　3、张国焘对于中央的耐心说服、解释、劝告与诱导，不但表示完全的拒绝，而且自己组织反党小团体同中央进行公开的斗争，否认党的民主集中制的基本原则，漠视党的一切纪律，在群众面前任意破坏党中央的威信。

　　《决定》还指出了张国焘的右倾机会主义与军阀主义领向的历史根源，申明要坚决纠正张国焘的严重错误，并号召“红四方面军中全体忠实于共产党的同志团结在党中央的周围，同这种倾向做坚决的斗争，以巩固党与红军”。

　　俄界会议是克服张国焘的分裂主义、保证党中央北上方针贯彻实施的一次意义重大的会议。为教育并挽救张国焘本人，党仍给他以改正错误的机会，并争取四方面军的广大指战员，所以，这个《决定》当时只发给中央委员，没有向全党公布。

　　俄界会议后，党中央于九月十四日致电张国焘等，公开阐明了对这次分裂事件的立场，指出：（1）目前发生红军分离行动的危险的原因，是由于张国焘坚持错误立场，拒绝执行中央的战略方针，违抗中央的屡次训令与电令。张国焘对自己行为所产生的一切恶果，应负绝对责任。(2)中央先率一、三军团北上，只是为了实现自己的战略方针，并企图以自己的艰苦奋斗，为左路军及右路军中之四军、三十军开辟道路，以便利于他们的北上。(3)张国焘遭自把红军拖到阿坝及大小金川等极端危险的方向，是逃跑主义最实际的表现，是使红军陷于日益削弱的罪恶行动。(4)中央再次要求张国焘立即取消南下的命令，服从中央电令，继续北上。

　　九月十七日，党中央率陕甘支队占领天险腊子口、大草滩。徐向前、陈昌浩在张国焘的强令下，率右路军之四军、三十军自班佑、包座由原北上路线南下。至此，左、右两路军最后分离了。

　　张国焘后来颠倒是非地说：“毛泽东等破坏了中央和红军一致行动的最高原则，私率一、三军团单独行动，结果造成中共和红军的分裂。”(43)这是对历史的篡改。历史证明，这次分裂事件完全是由张国焘的个人野心和反党阴谋造成的。他企图依仗军事实力篡夺党和红军的最高权力，最后走上分裂红军、反党反人民的罪恶道路。

　　七、榜罗镇会议作出了把红军长征的落脚点放在陕北的正确决策

　　党中央率陕甘支队，在突破大险腊子口后，接者翻越岷山，先头部队于九月十八日占领哈达铺。党中央于二十一日下午进驻哈达铺，利用在哈达铺林息的短暂时间，对北上红军集中进行了整编，正式宣布组成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下设三个纵队：原红一军团编为第一纵队，纵队长林彪(兼)，政委聂荣臻；原三军团编为第二纵队，纵队长彭德怀(兼)(十月，由彭雪枫接任)，政委李富春；军委直属纵队为第二纵队，纵队长叶剑英、政委邓发；中央直属机关编为直属队。北上红军进驻哈达铺后。敌人害怕我军进占天水，威胁西安，迅速将主力集结天水，并以一部兵力占领渭河附近的武山、漳县两城，防我东进。我陕甘支队以急行军突然折向西北，摆脱敌重兵阻击，通过敌人武山、漳县间的封锁线、在鸳鸯镇和山丹之间渡渭河，于九月二十七日到达通渭县的榜罗镇。

　　在榜罗镇休息期间，党中央从榜罗镇的一所高级小学校得到很多报纸杂志，从报上看到了日本军国主义层略我国北方的许多材料，以及陕北红军和根据地的情况。于是，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在榜罗镇举行会议，分析研究了当前的形势和陕北的军事、政治、经济状况，认为陕甘支队应迅速到陕北同陕北红军和红二十五军会合。会议决定改变俄界会议关于首先打到甘东北或陕北。经过游击战争，打到苏联边界去，取得国际的帮助，整顿休养兵力。扩大队伍，创建根据地的原定战略方针，作出了把红军长征的落脚点放在陕北的决策。

　　九月二十八日清晨五时，党中央在榜罗镇小学的操场召开全支队连以上干部大会。支队政委毛泽东，司令员彭德怀，党中央书记张闻天和支队副司令员林彪都在会上讲了话。毛泽东同志传达了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的新的决策，进行了政治动员。毛泽东同志着重阐明了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我国华北的严重形势；关于陕北根据地和陕北红军的状况，以及可能成为党和红军抗日新阵地的陕北的经济、政治条件；当前我军的行动方针是要避免同国民党军作战，以迅速到达陕北根据地同陕北红军和红二十五军会合；要求全体干部，要严格整顿纪律，充分注意群众工作，解释我军北上抗日的意义，注意扩大新战士等。(44)会后，各部队立即召开党的支部会、军人大会进行政治动员，提出整顿军队风纪、做群众工作、扩大新战士、进行宣传工作等具体要求。(45)二十九日拂晓，毛泽东、彭德怀率第一纵队先行出发，当天起到了通渭城。

　　在红军通过渭河后，蒋介石即电毛炳文：使尽全力确保两宁(静宁、会宁)、定西封锁线，以树最后歼灭共军之功。但是，正当敌人忙于拼凑二、三十万人马，准备对我进行堵截时，我陕甘支队已连续突破会宁、静宁之间的西(安)兰(州)公路封锁线和平凉、固原之间的公路封锁线，翻过了六盘山高峰，于十月十九日到达陕北革命根据地吴起镇(今吴起县城)。随后同十五军团胜利会师。中央红军主力历时一年，纵横十一个省，行程二万五千里的长征，宣告胜利结束。党中央和中央红军主力胜利地实现了历史性的战略转移，标志着蒋介石妄想消灭中国共产党首脑机关和中央红军的企图彻底破产。

　　十月下旬，中央政治局在吴起镇举行会议，对俄界会议以后红军的行动进行了总结，确定了新形势下红军的任务。会议批准了中央政治局常委榜罗镇会议，关于以陕北作为领导全国革命大本营的决定。毛泽东同志在会上报告说：“俄界会议与张国焘决裂，那时的口号是打到陕北去，以游击战争与苏联发生联系。榜罗镇会议(由政治局常委同志参加)，改变了俄界会议的决定，因为那时得到了新的材料，知道陕北有这样大的苏区与红军，所以改变决定，在陕北保卫与扩大苏区。在俄界会议上想在会合后，到接近苏联的地区去，那时，保卫与扩大陕北苏区的观念是没有的，现我们应批准榜罗镇会议的改变，以陕北苏区来领导全国革命。”(46)中国革命的历史，完全证明了党中央把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陕北的决策的无比正确性。长征一结束，中国革命的新局面就开始了。

　　注释：

　　(1)贵州社会科学丛书《红军长征在贵州史料先辑》第347、350页

　　(2)贵州社会科学丛书《红军长征在贵州史料先辑》第483-484页

　　(3)周恩来：《在延安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一九四三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党史通讯》一九八五年一期第13页。

　　(4)李德这里说的“中央三人小组”是指长征出发后，在党中央内部反对博古、李德军事领导错误的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三同志，并非党内的组织。参见《遵义会议文献》第78-79页。

　　(5)奥托·布劳恩（即李德）：《中国纪事》第124-125页

　　(6)《文献和研究》一九八五年一期第27页

　　(7)《党史通讯》一九八四年第十一期第45页

　　(8)《党史通讯》一九八四年第十一期第45页

　　(9)《党史通讯》一九八四年第十一期第45页

　　(10)《聂荣臻回忆录》（上）第231页

　　(11)《聂荣臻回忆录》（上）第243页

　　(12)《遵义会议文献》第64页

　　(13)贵州社会科学丛书《红军长征在贵州史料选辑》第7页

　　(14)贵州社会科学丛书《红军长征在贵州史料选辑》第13-14页。

　　(15)《遵义会议文献》第34、66页

　　(16)《遵义会议文献》第34、66页

　　(17)《遵义会议文献》第114页

　　(18)《文献和研究》一九八五年一期第31页

　　(19)《遵义会议文献》第107页

　　(20)《遵义会议文献》第100页

　　(21)即由博古、李德、周恩来三人组成的党中央关于军事指挥的决策机构。

　　(22)贵州社会科学丛书《红军长征在贵州史料先辑》第53页

　　(23)贵州社会科学丛书《红军长征在贵州史料选辑》第67页

　　(24)《文献和研究》一九八五年一期第40页

　　(25)《遵义会议文献》第134页

　　(26)《党史通讯》一九八四年五期第48页

　　(27)《文献和研究》一九八五年一期第48页

　　(28)《聂荣臻回忆录》第258-259页

　　(29)《彭德怀自述》第198页

　　(30)《彭德怀自述》第199页

　　(31)《中共党史资料》第十六辑第11页

　　(32)《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为建立川陕甘三省苏维埃政权给四方面军电》（一九三五年六月十六日）

　　(33)《张国焘不同意川陕甘方针复中央电》（一九三五年六月十七日）

　　(34)《中央军委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对四方面军战略任务的指示》（一九三五年六月十八日）

　　(35)《松潘战役计划》（一九三五年六月二十九日）

　　(36)《中央政治局关于目前战略方针之补充决定致张国焘电》（一九三五年八月二十四日）

　　(37)《徐、陈对左、右路军行动致朱、张电》（一九三五年八月二十四日）

　　(38)《张国焘为改变弟正确路线而南下致中央电》（一九三五年九月三日）

　　(39)《中央指出只有北上才是出路纠正南下错误致张国焘电》（一九三五年九月九日）

　　(40)凯丰：《党中央与国焘路线分歧在那里》（一九三七年二月二十七日）

　　(41)《聂荣臻回忆录》（1）第286-287页

　　(42)《中央为贯彻战略方针再致张国焘令其即行北上电》（一九三五年九月十一日）

　　(43)《张国焘致一三军团电》（一九三五年九月十二日）

　　(44)张国焘：《我的回忆》（第三册）第265页

　　(45)《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长征记》第376-377、第411-413页

　　(46)《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长征记》第376-377、第411-413页